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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丁海斌教授在《人民论坛》发表文章《“副中心”与陪都的几大不同》
2014-05-18 22:44  

    我院丁海斌教授近年来致力于“中国古代陪都现象”的研究,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,分别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陪都断代研究的著作(台湾学者陈文豪语,见《试论中国陪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》,《白沙地理学报》2007年第三期)——《清代陪都盛京研究》、中国第一陪都通史著作《中国古代片陪都史》。丁海斌教授的研究引起学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,不久前,应人民日报主办的《人民论坛》杂志邀请,丁海斌教授撰写了《“副中心”与陪都的几大不同》一文,并被作为重点文章发表于《人民论坛》2014年第12期。文章比较了现今国内热议的“副中心”和古代陪都的区别及相关问题,对当代“副中心”的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    以下为文章全文:

    “副中心”与陪都的几大不同
    《 人民论坛 》(2014年第12期)
    丁海斌
    从多年前偶尔出现的“经济陪都”、“文化陪都”,到今天人们热议京津冀发展中的“政治副中心”,“副中心”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新词。事实上,今天的事实与思考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与它相同或相近的影子——陪都现象
    在人类的古代社会,主要是中国的古代社会,曾经出现过复都制。即:国家设立多个京城——都城和陪都。中国古代史上曾出现过单京制、两京制、三京制、四京制、五京制、六京制。中国古代采取复都制的时间远远多于采用单京制的时间。可以说,大约从商朝开始,多京制和设立陪都就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常态,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陪都现象。
    在世界古代史上,中国之外的其他各国也曾有过陪都。如1713年,沙皇一世将俄国首都迁到圣彼得堡,莫斯科成为“陪都”。但陪都在其他各国都不能构成一种历史现象,因为它们不是一种经常性、连续性的设置。而在中国古代,由商到清,这种设置几乎连绵不绝,可以称为一种历史现象。陪都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了一种制度、一种机制。
    历史与未来之间,有一种奇妙的联系。而能够建立起这种联系的,是我们的思考。在古代陪都和现代“副中心”之间,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,是它们之间的差异。应该说,在大的历史背景迥异的情况下,两者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不同的事物。分析和思考这些差异和区别,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清晰、更透彻,甚至可以得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。
    设立陪都与设立“副中心”的原因不同
    古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疆域广大、人文鼎盛的大帝国。正是由于我们疆域广大,在古代交通、通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困难,即使我们有号称当时全球第一的八百里快递的官驿,也实在是难以承担庞大帝国的管理之重。所以,智慧的祖先有时会采取分而治之、辅而治之的办法。设立陪都,正是这种分而治之、辅而治之方法的具体体现。这种选择,虽然有时有不得以之嫌,但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。陪都亦是京城,它也是中央政府权力、意志的体现。京城虽有多个,国家却只有一个,正所谓“鼎足而立,共撑中华”;此外,也正是由于我们人文鼎盛,所以也会因为祭祀祖先、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特点等原因设立陪都。连续性是我们人文鼎盛的又一特点,所以有些朝代也会因为尊重传统的原因设立陪都。
    为什么人们会在今天议论中国要设立“副中心”呢?其根本原因在于“大”。这个“大”不是指古代所说的疆域大,因为对于今天的交通、通讯手段而言,我们的疆域正在变“小”,地球也正在变小。这个“大”是指我们的首都北京太“大”了,大到六环套七环,大到地铁日客流量超千万。我们的都城太拥挤了,拥挤使得城市在呻吟、在喘粗气。在此种情形之下,城市病造成都城的国家管理能力在降低。而国家管理能力的降低会使首都价值大大降低。
    都城过大带来的问题,古今中外都存在,但问题的焦点不同、病源不同:在中国古代,都城过大造成的困难主要是粮食供应困难,如唐长安、北宋汴梁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因粮食供应困难皇帝不得不“就食”于陪都(如唐洛阳)的现象;在当代,都城过大首先导致交通拥挤、物价高企等城市病,而城市病又带来效率低下、宜居程度降低的问题。现代都城必须解决城市本体过大的问题,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设立“副中心”的根本原因。
    名称不同
    古代的陪都,绝大多数都有正式的“京城”名号。历史上陪都的名号很多,如:东京、西京、南京、北京、陪都、陪京、留都、留京、上都、上京、行都、行在、盛京等。这与封建帝制有关,也与当时的实际需要有关,正所谓“无名不顺,无号不崇”。而当今的世界,一个国家是否要有几个带有京城名号的城市呢?显然,这是不可想象的。即使我们今天的中国有叫“南京”的城市,但此京非彼京,“南京”之名是历史延续下来的名称,这里的“京”字已经没有当年作为首都及陪都的京城之意了。
    陪都的名号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,已经有了制度化的称谓。但今天的“副中心”一词,尚有些不伦不类。若干年前,人们曾把陪都的名号移植到当代,曾经有一些“经济陪都”、“文化陪都”的提法,今天又出现了“副中心”的词汇。称陪都,不太合适;称“副中心”,也未必可取。因为它既不是第二个都城,也不是第二个中心。
    类型与功能不同
    按照笔者的总结,中国古代的陪都有十大类型。分别为:东西或南北平衡型两京制陪都、分区而治与方位设置型多京制陪都、国防主导型军镇制陪都、旧都留根型留都制陪都、祭祀中心型圣都制陪都、巡幸暂住型行都制陪都、母子一体型守望制陪都、实际权力型“霸府”制陪都、商业中心型市集制陪都、因疾而终未就型陪都,这些类型的陪都因不同的社会需要而具有不同的功能。很显然,支撑这诸多类型陪都存在的理由,如军事、祭祀、东西平衡、分区而治等,在今天已不复存在。古代这些类型的陪都多数已不适合今天的社会发展需要。
    在某些时候,古代的陪都从功能上可以等同于都城,皇帝和大臣们会长期在陪都办公。如元代的上都,从忽必烈时期开始,元朝皇帝一般每年夏初从大都出发,“北巡”上都,秋天返回大都。皇帝和整个官僚机构每年在上都居留的时间达近半年之久。中原地区的陪都,如唐代的洛阳等也有类似皇帝和中央机构长期居留的情况。
    从目前来看,“副中心”的功能定位还有待讨论,但不论它是一种什么功能,类似上述这种等同于都城的陪都功能在今天的“副中心”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。
    设立方式不同
    古代的陪都许多是按照京城设立的,最典型的陪都具有与都城一致的机构设置,如明代的南京六部。即使是一些普通的陪都,多数也设有与皇家和中央政府紧密相连的“留守司”等机构。今天热议的“副中心”是一个什么样子?或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?人们还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:中央政府绝不可能像古代一样搞双套制。不但不会搞双套制,甚至国家核心机构的外移也是不可想象的。
    城市建设不同
    古代城市建设是有规制的,京城有京城的规制,其他城市有其他城市的规制。陪都因称为“京”,所以享有京城的规制。特别是陪都一般都有宫殿、宫城和宗庙等,甚至还需有大臣们居住和办公的场所。这种做法显然也不适合现代社会,讨论中的“副中心”一旦开始建设,一定能够促进该城市建设的发展,但“副中心”不可能有所谓的京城规制方面的规定,也不可能为中央领导和各部委干部保留大量的居住和办公场所。避免重复建设、避免浪费,应该是未来“副中心”建设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。
    关于都城观念的反思
    都城过大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病,我们权且称之为都城病。
    都城病倒逼着我们进行反思:什么是都城?都城应该承担什么功能?现在的中国都城其结构和规模是否合理?都城应该或必须承担经济中心的功能吗?都城应该或必须承担文化教育中心的功能吗?答案显然并不一定是肯定的。
    什么是都城?首先我们先谈谈何者为都、何者为京的问题。都,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:大都市,一国最高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,美好,总,等等。即:国家权力机构所在的规模巨大、功能齐全、外观靓丽的城市;京,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:高丘,国都,古代数目名中的最高单位(古代数位序列是:万、亿、兆、京,十兆为京)。所以,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,都城除了国家最高权力所在外,还应是城市中的“高大全”,大城为都、高丘为京。
    但在今天,现实倒逼着我们进行反思:都城必须是城市中的“高大全”吗?我们在理智上可以迅速、清晰地得出否定的结论。但在情感上则不然,一旦我们的国都真的变成了一个“小城”,恐怕国人心中一时会难以接受。
    此外,笔者认为,目前常被人们提及的“政治副中心”的概念不可取。因为都城应该是一个紧密型的政治中心。都城可以不是经济中心,也可以不是文化教育中心,但它既不能不是政治中心,也不能是松散的政治中心。即:都城唯一不能消弱的功能是政治中心的功能。所以,不能出现所谓的“政治副中心”。同样,“副中心”的概念也不可取,中心就是中心,怎么会有正副之分?所谓的“副中心”,很有可能是原有“中心”范畴扩大的组成部分而已,或者可以称为“中心城市群成员城市”“首都扩展城市”等。
    解决北京都市病的两个方案
    解决北京都城病的方案,无非是两个:一个是“搬出去”,另一个是“请进来”。
    所谓“搬出去”,就是将首都搬出北京,模仿美国、巴西等国家,建立单纯的政治中心;所谓“请进来”,不是继续扩大北京的规模,而是把一些周边城市“请进”首都城市圈,建立一个以北京为核心、为主体的首都城市群。在这个城市群中,北京继续扮演政治中心的角色,其他城市则分担一些目前大北京承担的生产、文化教育、传媒等方面的功能。就目前的现实情况和国民的传统心理而言,实施第一方案似乎较为适合。
    最后,我要说的是:从总体而言,古代陪都和今天的“副中心”差别是巨大的,但它们之间也有一些相同之处。比如:它们都是为了解决都城管理国家功能的需要而设立或设想的;它们都可以分担都城的一些功能;等等。不论是差异和联系,都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养料。鉴古知今,通过比较分析古代陪都和今天“副中心”的异同,对消除今天的北京都城病和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无疑是有益的。
    (作者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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